让物料处理更简单
全国咨询热线:400-123-4567
今日中国让西方不安但真正令其恐惧的是一种旧发展模式的终结

  

今日中国让西方不安但真正令其恐惧的是一种旧发展模式的终结

  “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南方力量的兴起正在重新塑造百年大变局之际的世界政经格局。

  南方国家多达150多个,地理、国情、文化相差悬殊,可将南方国家整合一致的,只有发展的议题,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对的历史性任务。

  当今世界,“民主、人权”等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断式微,西方内部新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兴起,为下层百姓寻找公平正义。而在全球南方,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退潮,“发展话语”蓬勃兴起,正以“发展”“国家能力建设”“自主性”“去殖民”等崭新概念,替代“民主、人权”等陈词滥调。

  南方国家的成功必须有其思想旗帜,必须创造出基于各国历史文化国情,又具备普遍适用性的新发展理论与新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普世性价值。这个具有新型普世价值的话语,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发展主义”。

  “新发展主义”,就是在各南方国家发展经验与发展道路基础上总结提炼的新发展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主张。

  发展,在当今时代绝不仅仅具备经济学含义,它正在不断显示出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内涵,并不断孕育着全世界普遍推崇的新型价值观。比如,“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平衡”“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等等。“发展”的政治经济内涵也不断凸显,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部落社会为主要结构的南方国家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体制的关系,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等等。这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正不断困扰着南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断呼吁着理论上的解答。

  在发展问题上,战后80年大多数南方国家遵循的基本是西方的发展理论与教科书,但实践证明,西方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南方发展,结果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

  西方发展理论种类繁多,无法一一例举,但对今天南方国家有着显著影响的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发展主义理论,其缘自冷战对峙格局。为抗衡苏联社会主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战后发展援助计划,其现代化发展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个不断向西方学习复制的过程,西方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以“现代vs.传统”的二分法看待发展,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国情。这种美式现代化发展主义,照搬西方模式,导致许多南方国家出现贫富分化、社会解体等恶果,引发伊朗式的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二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西方出现“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论调,认为应将自由主义原则贯彻到全球发展中。在IMF等国际机构中,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认为市场具有效率最大化的自动调节机制,政府应放弃产业政策等不当干预,成为彻底的守夜人。同时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新自由主义思潮流行30多年,引发南方国家广泛的失败,并诱导出内战、国家崩溃等恶性结果。三是依附理论,主要源于拉美的左翼思潮,这种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现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中产生的,发达与欠发达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表现,在现有世界结构中,南方的发展只能是依附式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相互隔离,建立关税保护下的自主工业化。依附理论对拉美国家影响较大,但实践证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也不成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既不现实,也无出路。第四种影响较大的思潮,是以联合国发展援助机构、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主要价值来源的发展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发展援助行动,在长期的发展援助中,形成了一套表面上价值中立、实际上仍然是西方价值主导的发展主张,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权利发展为前提,发展必须同时兼顾人权、自然权利、妇女权利、文化权利等,因此,参与式发展、社区发展、地方自治等,遂成为此类发展的主流主张。这种发展理论迄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南方国家,但这种发展主张不触动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不改变社会利益格局,且对环境权利和妇女权利不恰当地强调,导致南方国家或者在腐败、分配不均等制度性问题面前手足无措,或者由于环境权利与人权意识过于超前,从而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循序渐进发展。

  在各种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不断登上历史舞台又不断失败之际,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正产生着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尤其对那些寻求自主发展的南方国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独立自主、摆脱依附的成功榜样。

  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经济发展的各种方式方法对南方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但忽略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仅强调经济发展是解释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主要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包括中国的强有力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国有经济战略主导地位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辩证统一,发展过程中追求“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统一,在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辩证统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平衡的辩证统一,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正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新发展理论与新发展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新型意识形态内涵的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是个正在展开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未来面向。以今天的观察,新发展主义至少具有如下特质:首先,新发展主义有别于传统发展主义,它是冷战结束以来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新的理论总结;其次,新发展主义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社会改造与反对不公平国际秩序这三大主题相互兼顾,单纯的经济发展和一国内部的发展是不可能成功的;再次,新发展主义特别强调发展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发展进程难以自发推进;最后,新发展主义特别强调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表现形态一定是多元的。

  新发展主义正在全球南方的发展实践中轰轰烈烈地展开,需要不断将其总结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发展理论,并据此推动形成影响全球南方的广泛社会思潮。

【专家观点】王剑峰:西藏六十年发展历程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编者按: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专家学者们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相关方面负责、部分省区民族工作部门相关齐聚一堂,共同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年。六十年来,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西藏六十年发展历程,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西藏智库常务理事、原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剑峰教授在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上做交流发言,他用详实的案例与数据回顾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成就。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治理体系,有效保障了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治权力行使,实现了从制度建构到治理效能的深刻转变。”王剑峰教授说。

  政治参与权利的制度化保障,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196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2024年数据显示,西藏全区四级人大代表共42153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比8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西藏代表24名,少数民族代表占66.7%,门巴族、珞巴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均有代表。在政协系统中,29名住藏全国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委员占86.2%。这一代表结构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政治权利平等和各民族代表性的保障作用,使各西藏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依法治藏全面实施,民族团结制度化常态化。2020年5月施行的《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是西藏首部民族团结地方立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法律规范,规定每年9月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该条例明确要求保护和发展格萨尔、藏戏、藏医药等传统文化,并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作为宣传教育载体。

  王剑峰教授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西藏速度”。在中央财政支持、内地,以及地方发展政策的三重驱动下,西藏实现了从封闭型自然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西藏同时以清洁能源、数字技术、高原特色绿色农业带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总量跨越式增长。2024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27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65年的155倍,年均增长8.9%。地方财政收入达277亿元,是1965年的1258倍,年均增长12.9%。

  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目前,西藏构建了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交通体系,2024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359公里,国际国内航线条。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2024年接待游客638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46亿元。高原轻工业取得突破,“雪莲花”高原炊具累计销售120万件,销售额5亿元。

  王剑峰教授表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在社会建设层面,突出体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以民生改善作为核心目标,通过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系统性投入,实现了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教育跨越发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仅有1所现代学校(昌都小学),现已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从旧西藏不足2%提升至100%。西藏在全国率先实施15年公费教育。西藏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建成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医疗网络,农牧民健康体检全覆盖。西均预期寿命从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包虫病等地方病救治成功率达100%。

  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生活品质飞速提升。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78元,是1965年的19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444元,是1965年的121倍。

  资料图: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西人健康”义诊活动中来自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徐亚伟教授为西藏小朋友听诊筛查 摄影:赵振宇

  王剑峰教授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了“保护中发展、发展中创新”的文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完善,现有各类非遗项目1000余项,涵盖10个资源种类。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遗项目89个,自治区级项目323个。国家累计投入14亿元用于寺庙维修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等55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科学修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都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在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藏语文学习使用也得到有效保障。公共领域藏语文应用广泛,西民广播电台藏语节目每天播音21小时15分钟,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24小时播出,西民出版社设有专门的藏文编辑室、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以专业藏文文献出版为特色。西藏2024年出版藏文图书超过540种。在司法、行政等公共服务领域都提供藏语服务。各级各类学校也都提供藏语课程。在西藏大学和西族大学设有藏语文学专业。实现藏汉双语并行,既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颁布《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依据国家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政策,制定并实施《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西藏自治区大型宗教活动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法规。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下,宗教活动正常开展,萨噶达瓦节、展佛节、跳神节等40余种宗教节庆得以传承。除藏传佛教外,西藏还有清线座,各种宗教平等开展活动。

  “西藏自治区六十年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是西藏繁荣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制度保障。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王剑峰教授说。(中国西藏网 记者/赵振宇 根据王剑峰教授发言整理)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专家观点】李四龙:汉藏佛教交流推动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同

  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详细]

  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详细]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京(2024)0000004

电力发展

  

电力发展

  北极星电力新闻网为您提供电力发展相关内容,帮您快速了解电力发展最新动态。了解电力发展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北极星电力新闻网。

  因此,持续推进能源电力低碳转型必是“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电力需求的刚性增长仍然是“十五五”电力发展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双碳”五周年和“十五五”谋划之年的节点上,本刊记者专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能量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志轩,为电力发展下一阶段转型任务深度把脉

  传统电力发展格局以集中式大电源为供应核心,通过大电网统一送电至用户,发输配用各环节界限清晰、角色分明,用户缺少自主决策和选择空间。...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指出,以“用户为中心”的电力时代已悄然到来。

  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要求《条例》修订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电力发展特点,建立差异化的事故判定标准体系,这也使得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相对较多。...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要求《条例》修订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电力发展特点,建立差异化的事故判定标准体系,这也使得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低碳化、电气化、数智化正在成为世界能源电力发展的大趋势。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新型储能多元化发展、试点项目涵盖十余种技术路线,氢能应用场景加速向工业领域拓展。“ai+电力”催生发展新动能,加快电力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基础不断夯实。市场改革促进绿色转型。

  类别:保护与控制来源: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2025-09-18 09:42:58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平台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观大势之变,思使命之新,深刻认识电力发展是稳投资、强基建、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切实把推进电网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电力发展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三、关于优化电网项目纳规流程为更好支持地方能源电力发展,“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局分别开展了电力规划中期调整、年度电网主网架规划调整、电力系统设计等电网项目优化调整工作,并为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先立后改

  负荷精细化建模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必然需求。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负荷建模在当前电力发展形势下的重要性。...此次会议的召开,彰显了国网江苏电力在推动电力行业创新发展、提升电网运行管理水平方面的前瞻性与使命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推动电力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类别:智能化来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2025-09-11 10:31:14

  大会期间,合作组织发布《全球电力发展转型报告2025》《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与展望2025》《能源绿色发展促进全球南方现代化》等多项研究成果,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8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这一传承,不仅是机构的延续,更是精神的接力,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电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我们要像国网江苏电力那样,积极宣传电力工业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电力工业的发展历程,在守护工业遗产、传承电力精神的道路上,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电力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电力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中国的能源系统规模全球领先,这里是观察能源规模化快速发展的最佳地方。”在2025能源电力转型国际论坛技术参访活动中,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尔金森高度评价中国能源电力发展。

  经济是电力发展的根本基础,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电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沿着“中国电力发展史”“京津唐电力发展史”“秦皇岛电力发展史”等主题展区缓缓前行。展柜中,泛黄的电力博物馆建筑图纸、老式电表、建国初期的电费收据等2000余件老物件静静陈列。

  2025-2035年中国四种电力发展情景的主要假设与预测结果 © greenpeace报告发现,凭借着未来10年对新能源和新型储能的积极部署,情景三的路径也将大幅提升电力部门碳达峰后的减排效率,即到2035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电力”)、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发电”)、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国际”)等中期分红金额均超过10亿元,背后业绩增长为大手笔分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一条建设示范中心城市专项规划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利规划等的要求,并与能源建设、电力发展、电网等规划相衔接。...、绿色、高效为目标的新型电力系统,打造西部能源电力安全保障与清洁低碳转型发展的城市样板模式。

  武契奇对中国电建长期以来为塞尔维亚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电力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对中国电建展现出的专业水准和履约能力给予赞赏。...塞尔维亚政府愿同中国电建一道,进一步深化在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等各领域合作,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一)统一电力市场基本规则“四梁八柱”基本确立,赋能电力发展新格局一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1+n”基础规则体系基本建立。...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价格信号对于电力发展、规划、投资和消费的引导作用,激励经营主体主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要求,支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三是配套合理的容量保障机制,提升系统安全保供能力。

  基于以上背景,南方电网公司把握能源转型的大势和电力发展的机遇,将人工智能列为公司战略重点,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人工智能与电力业务的深度融合,力求在智能时代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

  同时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能源转型发展要求,有助于推进“双碳”目标的达成,是落实国家能源电力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落实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新能源基地开发的重要依托;符合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国家“西电东送

  类别:电力市场主体来源:天津电力交易中心2025-08-26 09:25:37

  北极星电力市场网获悉,近日,天津电力交易中心公示受理注册的售电公司相关信息,天津电力交易中心受理了昆仑能碳运营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新华电力发展投资有限公司2家售电公司的注册申请,对售电公司提交的市场准入申请材料进行了完整性形式审查

  为助力新入职员工扣好职业生涯 “第一粒扣子”,8 月 18 - 20 日,国网张家口市万全区供电公司结合电力发展需求和新员工构成,科学定制培训方案,组织6名新员工参加“初新课堂” 培训,全方位帮助新员工加速融入企业

  类别:其他来源: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2025-08-22 10:50:08

  雷表示,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探索电氢协同、光农协同、光热协同、电力算力协同等就地消纳与外送相结合的模式,是破解完全依靠电网消纳风光新能源的困局,支撑新能源发展的重要路径。

  公示显示,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中选企业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北极星风力发电网获悉,8月20日,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投资主体优选结果的公示。

  内蒙古电网作为国家能源电力改革的重要试验田,要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特征,积极融入国家电力发展整体规划,积极探索特高压直流输电、直流组网模式、新型构网技术、

  类别:发电项目来源: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08-21 10:13:13

  8月20日,内蒙古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投资主体优选结果公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该项目。...据了解,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拟建设120万千瓦风电、30万千瓦光伏和22.5万千瓦/2小时储能设施,项目拟配套建设3座220kv升压站,项目所发电力经新建的3座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抽水蓄能事业部(国网新源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将深刻把握根本遵循,胸怀“国之大者”,履行战略使命,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电力发展之路,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认真履职尽责...抽水蓄能,一头连着清洁能源消纳与供给,一头系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调节电源,也是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工程。

  欧阳昌裕表示,长期以来,国网能源院与学会一直保持着良好深入的合作关系,围绕能源电力发展、电力科技创新等行业发展重大问题,共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交流,合作成果十分丰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指导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结合电力发展新形势,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研究优化开发主体管理相关要求,高质量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一、关于制定精细化实施细则和灵活调整开发主体限制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先后印发《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280号)、《关于报送“十四五”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

  因此,按照“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的改革总体目标要求,我国实行厂网分开

蓝皮书:新疆、西藏科普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蓝皮书:新疆、西藏科普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5年是新疆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国科普研究所日前推出的《新疆科普70年》《西藏科普60年》蓝皮书显示,新疆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两地科普事业经历起步探索、发展与创新等阶段,实现历史性跨越。

  据介绍,蓝皮书作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关于区域科普领域的最新智库成果,较为完整、系统地反映了新疆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两地科普事业的发展历程、工作成就和历史经验。

  蓝皮书显示,新疆尔自治区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科普组织网络,建成区、地、县三级科技馆体系,打造“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普母亲”等品牌活动。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15年的3.97%提升至2023年的10.60%,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已处于新发展阶段。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已建成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等现代化科普场馆,全区流动科技馆展品增至14套;农村中小学科技馆增至300余座,实现了县域全覆盖。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15年的1.93%提升至2023年的7.60%,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处于稳步增长阶段。(记者温竞华)

彝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过程

  彝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脉络贯穿数千年中华文明进程,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标识。从远古时期的族群迁徙到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彝族的发展历程不仅承载着本民族的记忆密码,更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轨迹。通过彝文古籍、汉文史料与考古发现的三重印证,可清晰梳理出这一古老民族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

  关于彝族的起源,学术界曾形成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等多种观点,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积淀,目前已形成相对统一的认知:彝族主要源于上古时期活跃于中国西部的古羌人族群,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独立民族共同体。这一结论得到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族学研究的多重支撑,成为解读彝族起源的核心框架。

  彝文古籍为追溯族源提供了珍贵的本土视角。《西南彝志》《夜郎史传》等典籍记载,彝族祖先最早居住在 邛之卤(今四川西昌以北至大渡河一带),后因族群繁衍逐渐南下至 诺以 曲以 两水沿岸,即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这一迁徙路线与汉文史籍中 羌人南迁 的记载形成呼应。《后汉书・西羌传》载,公元前 2 世纪前后,部分羌人部落 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 ,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今川滇黔地区,与当地族群融合共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彝文文献中 六祖分支 的传说,这一传说被视为彝族族群分化的重要标志。据《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祖笃慕在洪水过后于洛尼山(今云南东川一带)举行祭祖大典,将其子民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分别向不同方向迁徙发展:武、乍两支向滇中、滇南扩散,糯、恒两支迁往川南、滇东北,布、默两支则进入黔西地区。这一支系分化过程与后世彝族各支系的分布格局高度吻合,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根基。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为族源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的礼州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陶器等文物,其文化特征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存在明显关联,印证了古羌人南下的迁徙轨迹。而贵州赫章县可乐遗址的发现,更构建起彝族先民与古夜郎国的直接联系。

  可乐遗址作为彝文古籍记载的 柯洛倮姆(意为 中央大城),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夜郎国的核心城邑,与成都、重庆、昆明并称西南四大 倮姆。2000 年的考古发掘中,240 余座墓葬出土了近千件文物,其中独特的 套头葬 习俗(用铜釜罩住死者头部)与彝文文献中 莕人坟 的记载相符,青铜器纹饰则融合了滇文化、汉文化与本地特色,反映出彝族先民与周边文明的早期交流。该遗址入选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 羌人南迁融合说 提供了关键实证。

  语言与文化特征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族源共识。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羌语、纳西语等存在亲缘关系,尤其在基本词汇与语法结构上保留着古羌语的痕迹。在文化习俗方面,彝族的火葬传统、虎图腾崇拜、毕摩宗教仪式等,均与古羌人文化存在历史传承关系。

  同时,民族学调查显示,彝族各支系虽分布广泛(涵盖川滇黔桂四省区),却共享核心文化标识:父子连名制的姓氏传承、十月太阳历的时间体系、火把节的节庆传统等,这些文化共性印证了其同源分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西南彝志》所载:六祖分支后,各居一方,言语有别,习俗稍异,然根同一脉。

  从先秦时期的部落发展到秦汉时期的区域政权崛起,彝族先民完成了从族群聚合到文化定型的关键阶段,在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既体现了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孕育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

  夏商西周时期,彝族先民被中原文献称为 昆 叟 等,主要活动于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北部地区。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彝族先民已进入青铜时代,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金技术。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剑、铜鼓等器物,其纹饰风格与彝族传统图案存在传承关系,展现出早期文明的发展高度。

  春秋战国时期,彝族先民形成了多个部落联盟,其中以 昆明 邛都 两大族群最为活跃。 昆明 族群主要分布于滇池以西至洱海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善骑射,形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 邛都 族群则聚居于今四川西昌周边,已发展出定居农业,开始出现城邑雏形。这两大族群的分化与互动,为后世彝族支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彝族先民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初步建立。《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参与会盟,其中 髳 濮 等族群被认为与彝族先民有密切渊源。这种早期联系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埋下伏笔。

  秦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将彝族先民聚居区纳入行政管辖范围。秦始皇派常頞开凿五尺道,连接蜀地与滇中,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彝族先民开始接触中原的铁器与农耕技术,生产方式逐渐从游牧向农耕过渡,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

  西汉时期,彝族先民建立的夜郎国成为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政权之一。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国 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其疆域涵盖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与西汉王朝保持着 臣服朝贡 的关系。彝文古籍《夜郎史传》详细记载了夜郎王族的统治历程,其核心城邑 柯洛倮姆(今赫章可乐)考古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夜郎国的繁荣景象。

  汉武帝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 开边政策,于公元前 135 年派唐蒙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正式将夜郎地区纳入中央管辖。此后,中原的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入彝族地区,而当地的马匹、药材等特产也进入中原市场,形成了活跃的经贸往来。这一时期,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彝族社会,在墓葬形制、器物风格等方面均有体现,如可乐遗址出土的汉式钱币与铜镜,便是文化交融的直接物证。

  东汉时期,彝族先民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形成了 滇东爨氏 川西邛都 等多个势力中心。其中爨氏家族逐渐崛起,控制了今云南东部地区,成为后来魏晋时期西南边疆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一时期,彝族先民的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出现了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分化,为后来的社会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彝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期,经历了爨氏统治、南诏立国、大理传承等关键阶段,在政治建构与文化整合中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定型。这一时期的彝族先民不仅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地方政权,更在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魏晋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减弱,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爨氏家族趁机崛起,建立了割据政权,统治今云南、贵州西部及四川南部地区近 400 年。爨氏政权实行 闭门自守 的政策,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了区域稳定,为彝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彝族先民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方面,推广了中原的牛耕技术,兴修水利工程,使滇池、洱海周边成为西南地区的粮食主产区;手工业方面,冶铁、纺织、制陶等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 爨氏铜器 以工艺精湛著称,其纹饰融合了中原风格与民族特色。在文化方面,爨氏政权尊崇儒学,设立学校,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形成了 汉夷交融 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遗存,碑文采用汉文书写,却保留了大量彝族先民的文化信息,其书法艺术被誉为 南碑瑰宝。碑文中记载的 鬼主 制度,反映了当时彝族社会政治与宗教合一的治理模式,部落首领同时承担行政与祭祀职责,这一制度延续至后世南诏时期。

  南北朝后期,爨氏政权逐渐分裂为东爨、西爨两部,东爨以 乌蛮(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 白蛮(白族先民)为主,这种族群分化为后来南诏国的建立埋下伏笔。

  隋唐时期,彝族先民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权发展阶段 —— 南诏国的建立与兴盛。南诏国(738 年 —902 年)是以彝族先民 乌蛮 为核心,融合白蛮、汉族、吐蕃等多族群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疆域涵盖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及缅甸北部,与唐王朝、吐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南诏国的崛起始于洱海地区的部落联盟整合。公元 738 年,蒙舍诏(南诏)首领皮逻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周边的 六诏,建立南诏国,定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通过联姻、战争、图腾整合等方式,将分散的乌蛮部落凝聚起来,将各部落图腾纳入 虎图腾体系,使 乌蛮 从地域称谓转变为具有共同认同的族群符号。

  在政治制度上,南诏国实行 汉制为体、夷制为用 的创新设计。中央官制借鉴唐朝 六部 设立 六曹,后期细化为 九爽;地方治理则保留乌蛮传统的 鬼主 制度,允许各部落沿用习惯法。军事上吸收吐蕃骑兵战术与盟誓传统,组建精锐部队 罗苴子(彝语 虎士),同时接受汉式军事训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制度设计既保证了政权的统一性,又尊重了族群多样性,为多民族共处提供了成功范例。

  南诏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方面,推广稻麦轮作,兴修了著名的 大理三塔水库 等水利工程;手工业以丝织、冶银、建筑最为发达,其中 南诏锦缎 闻名遐迩,崇圣寺三塔则融合了唐塔形制与吐蕃密宗布局,成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象征。在文化方面,南诏国既推崇佛教(尤其是密宗),又保留乌蛮的本主崇拜与祖先信仰,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宗教体系。同时,彝语得到进一步规范,为后世彝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南诏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复杂而密切,既有朝贡册封的臣属关系,也有军事冲突的紧张时期。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从未中断,唐王朝的诗歌、绘画、建筑技术传入南诏,而南诏的音乐、舞蹈、服饰也影响了中原文化。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更强化了彝族先民与中原民族的文化联系。

  公元 902 年南诏国灭亡后,西南地区经历了短暂的动荡,最终于 937 年形成大理国政权。大理国以白族先民为统治核心,但彝族先民仍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统治区域基本继承了南诏国的疆域,与宋王朝保持着 茶马互市 的经贸关系。

  这一时期,彝族先民的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乌蛮部落从洱海地区向滇东、川南、黔西迁徙,与当地的濮人、僚人等族群融合,逐渐形成了 诺苏 撒尼 阿细 等不同支系。这种迁徙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各支系在保留核心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当地族群的农耕技术与生活习俗,如滇南彝族借鉴汉族的稻作经验,凉山彝族吸收藏族的游牧技术。

  在社会经济方面,大理国与宋王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广西横山、云南宜良等地设立通商口岸,彝族地区的茶叶、药材、马匹等特产通过 茶马古道 进入中原,而中原的丝绸、瓷器、铁器则传入西南。这种贸易促进了彝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集市与商人阶层。农业方面,茶的人工栽培技术得到推广,滇南成为重要的产茶区;麻与棉花的种植也日益普遍,为纺织业发展提供了原料。

  文化方面,彝族的传统习俗得到进一步发展。服饰上仍保持 椎髻、披毡、佩刀 的特色,宗教上延续了毕摩文化与祖先崇拜,节庆活动中开始形成火把节的雏形。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持续深化,儒学在彝族上层社会得到传播,部分彝族首领开始学习汉文典籍,促进了文化交融。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不断深化,通过推行土司制度、实施改土归流等政策,深刻影响了彝族社会的发展轨迹。彝族在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不断调适自身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

  元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首创 土司制度,对彝族地区的部落首领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土知府等官职,允许其世袭统治,同时承担朝贡、征兵、纳税等义务。这一制度顺应了彝族地区的社会实际,避免了强制统治可能引发的冲突,为区域稳定提供了保障。

  元代彝族地区的行政体系日趋完善,在今凉山、楚雄、红河等地设立了多个土司辖区,其中以 罗罗斯宣慰司(管辖今四川凉山地区)最为重要。土司制度的推行促进了彝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土地私有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部落公有制,贵族阶层转化为封建领主,平民则成为依附于领主的佃农或农奴。

  经济方面,元朝重视交通建设,修建了从大都经四川至云南的驿道,连接了彝族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农业上推广新的作物品种,如玉米、土豆等开始传入西南,提高了粮食产量;手工业方面,冶铁业进一步发展,用于农业生产的铁犁、铁锄等工具日益普及。贸易上,茶马互市 规模扩大,彝族地区的马匹成为元朝军队的重要来源。

  文化方面,元王朝尊重彝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允许毕摩从事宗教活动,彝文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同时,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彝族地区,与本土宗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这一时期,彝文古籍的编纂日益兴盛,《西南彝志》的早期版本便形成于元代,系统记载了彝族的历史、文化与习俗。

  明代是彝族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央王朝在巩固土司制度的同时,开始推行 改土归流 政策,即废除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官职,改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央政权对彝族地区的治理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

  改土归流首先在条件成熟的滇东、黔西地区推行。明成祖永乐年间,平定贵州宣慰使安氏叛乱后,在今贵州毕节、安顺等地设流官;明神宗万历年间,平定云南武定土司叛乱后,在武定府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打破了彝族地区封闭的社会结构,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深度融合。

  在经济方面,改土归流后,中原的先进农业技术大规模传入彝族地区,如水利灌溉、精耕细作等方法得到推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同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如云南的曲靖、贵州的威宁成为区域商贸中心。手工业方面,纺织、酿酒、制陶等行业形成规模化生产,产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销往周边地区。

  社会结构方面,改土归流加速了彝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传统的奴隶制残余逐渐消亡,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同时,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设立儒学学堂,鼓励彝族子弟学习汉文化,一批彝族知识分子开始涌现,如明代诗人禄洪便是彝族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这一时期,彝族的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由于改土归流过程中存在强制推行汉文化、剥夺彝族民众利益等问题,引发了多次彝族起义,其中以 1621 年的奢安之乱规模最大,波及川滇黔三省,持续近十年。这些起义既反映了彝族民众对压迫的反抗,也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民族政策的调整。

  清代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并将其推广到更多彝族地区。雍正年间,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大量彝族土司,设立流官治理。至乾隆年间,除四川凉山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彝族地区已完成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的完成促进了彝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在行政上,建立了与中原一致的府、州、县行政体系,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在经济上,废除了土司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减轻了民众负担,同时鼓励垦荒,扩大了耕地面积。清代彝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进一步发展,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四川凉山地区由于地理闭塞,直到清末仍保留着奴隶制社会形态。奴隶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与奴隶,实行残酷的剥削统治。清王朝曾多次试图治理凉山地区,但因地形复杂、奴隶主反抗等原因,未能彻底改变其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彝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文化方面,清代彝族的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毕摩文化更加成熟,形成了系统的宗教仪式与典籍体系,毕摩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彝文文献的编纂达到鼎盛时期,《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重要典籍在这一时期最终定型,系统记载了彝族的历史、哲学、宗教等内容。同时,彝族的传统艺术如歌舞、刺绣、漆器等也日趋成熟,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清代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彝族地区也面临着边疆危机。英国、法国势力先后渗入云南、贵州等地,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彝族人民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一道,开展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保卫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近现代以来,彝族人民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中挺身而出,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革命历程中实现了民族觉醒与社会进步。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解放战争,彝族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书写了爱国情怀,同时在社会变革中打破了旧的社会制度,迎来了民族新生。

  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彝族地区也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面对民族危机,彝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斗争,其中以云南哀牢山李文学起义最为著名。1856 年,彝族雇农李文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发动起义,提出 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 的口号,建立了农民政权,控制了哀牢山地区近 20 年。

  李文学起义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废除封建地租,实行 耕者有其田;设立工厂,发展手工业;开办学校,普及文化教育。起义军不仅反抗清朝统治,还多次击退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成为近代西南地区农民革命的典范。1876 年,起义最终被清军,但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唤醒了彝族人民的反抗意识。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彝族仁人志士投身民主革命洪流。云南彝族将领张开儒积极参与云南重九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1914 年,四川安宁河流域爆发 拉库起义,彝族奴隶群众反抗奴隶主与封建官府的双重压迫,给予奴隶制统治以有力打击。这些斗争虽然未能彻底改变彝族地区的社会现状,但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

  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1934 年至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两度经过彝族地区,在彝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彝族的风俗习惯,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如与小叶丹的 彝海结盟,成为民族平等团结的佳话。

  在红军的影响下,不少彝族先进分子参加了红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这些彝族战士在长征中英勇作战,为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红军在彝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使彝族人民认识到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彝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云南彝族土司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期间,积极组织滇军抗日,滇军在台儿庄战役等重大战役中英勇作战,牺牲惨重。彝族民众则通过捐钱捐物、参军参战等方式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川、滇、黔、桂彝族地区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反动派的游击战争。彝族游击队与中国人民相互配合,消灭了潜逃残敌,解放了彝族地区。1949 年,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彝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迎来了民族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民族权利,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落后到进步、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跨越。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彝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彝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951 年 1 月 10 日,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政权 —— 西昌县红毛姑彝族自治区(区级);同年 4 月、5 月,又相继建立了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和峨山县彝族自治区两个县级自治政权。

  20 世纪 50 年代,相继建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三个地区级自治单位。此后,又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建立了多个彝族或彝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的自治县。1979 年 1 月,西昌地区合并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中,进一步完善了自治区域布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彝族人民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各自治机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单行条例,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制定了 民主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彝、汉两族文字同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的工具。同时,在干部选拔、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保障彝族人民的各项权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彝族地区不同的社会形态,党和国家实行了不同的社会改革政策。在四川凉山、云南宁蒗等保留奴隶制的地区,1956 年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废除了奴隶主的一切特权,将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奴隶群众和贫苦劳动人民。

  民主改革使数百万彝族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社会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对于彝族上层人士和奴隶主,党和国家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政策,给予适当照顾和安排,使他们走上了为人民效力的道路。在其他实行封建制的彝族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改革完成后,彝族地区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末,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为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彝族地区在党和国家的扶持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方面,通过改革耕作方式、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科技等措施,改变了 开了一片坡,只收一箩筐 的落后局面。同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麻类、烤烟、特色水果等经济作物,农业经济从单一种养业向多元化商品经济转变。

  工业方面,彝族地区从几乎一片空白发展到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体系。楚雄州形成了烟草、冶金、药业、电力等支柱产业;红河州以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为核心,带动了机械、化工等产业发展;凉山州构建了有色金属、电力、烟草三大产业集群,2005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82.72 亿元。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彝族地区的经济实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新中国成立前,彝族地区交通闭塞,物质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加大投入,修建了大量公路、铁路和机场。截至 21 世纪初,凉山州公路里程达 14698 公里,成昆铁路贯穿境内,西昌机场开通多条航线;楚雄州实现乡乡通公路,铁路纵横八县(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彻底打破了彝族地区的封闭状态。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方面,形成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民族教育体系,彝族子弟的入学率大幅提高。文化方面,建立了民族文化馆、博物馆等机构,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毕摩文化、火把节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医疗卫生方面,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善了彝族群众的健康状况。

  彝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过程,是一部族群迁徙融合的史诗,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缩影。从远古时期的古羌人南迁,到先秦时期的部落聚合,从南诏国的辉煌崛起,到近现代的革命抗争,再到当代的全面发展,彝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彝族人民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彝文古籍、毕摩文化、火把节等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彝族人民始终与各民族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其他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时代,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积极融入现代化建设进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推进,彝族地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彝族人民也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新的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东哥说事】庆祝新中国76周年华诞 国家昌盛 人民幸福

  

【东哥说事】庆祝新中国76周年华诞 国家昌盛 人民幸福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迎来了喜庆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76周年华诞。新中国76载的艰苦奋斗、筚路蓝缕,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76载的风雨兼程,展现了56个民族砥砺奋进的不屈精神。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勇前行,开创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绘就了气象万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到“两弹一星”的惊天突破;从杂交水稻的济世良方,到14亿中国人牢牢地端起自己的饭碗;从青藏铁路的“天路”贯通,到“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大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从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到嫦娥探月、祝融探火实现千年梦想……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在这5年历程中,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领航掌舵,全国上下勠力同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顶住了压力、经受住了考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大幅跃升,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幸福生活。

  “十四五”期间,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发展体现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创新驱动方面,我国研发投入再创新高。据统计,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增量达到1.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68%,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在民生福祉层面,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进步的成果正一步步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绿色环保领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十四五”期间,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贡献了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绿进沙退;科尔沁、浑善达克流动沙地歼灭战有力阻遏京津风沙源;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00多公里的阻沙防护带构筑起“绿色长城”……绿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底色,这些年的成效集中体现在增绿、治污、用能、循环四个方面。

  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社会积极围绕以高水平保护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系,在不断培育和壮大绿色生产力之时,积极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在实践层面,“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环评审批数量持续下降;风电、新能源汽车等项目的环评数量持续增加,2025年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44.4%、31.3%。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坚定担当,有力提振了各方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生产了全球约7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50%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在雪域高原,2024年西藏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达99%以上,基本实现全清洁电力供应,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新征程上,我们都是亲历者、建设者、见证者,前进的道路上任何时候都会有困难挑战,但这难不倒各族中华儿女,更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广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招展;神州大地上,张灯结彩,笑语欢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中国西藏网文/王东)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街巷里的五星红旗正顺着秋风慢慢舒展,博物馆的红色展柜前已悄悄聚起驻足的人群,校园广播里的爱国旋律比往日更添几分清亮——国庆的气息就这样漫过街角,裹着欢庆的暖意,也带着回望历史的肃穆。[详细]

  2014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详细]

  2025年5月中旬,西藏绿电交易首次突破1亿千瓦时。作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西藏加快构建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衔接机制,2024年“藏电外送”至14省市,不仅为受电地区减排二氧化碳137万吨,也为西藏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增收途径和就业机会。[详细]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京(2024)0000004

和平、发展、进步的中国力量——解读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提升

  题:和平、发展、进步的中国力量解读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提升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可靠的中国伙伴”“中国正变得酷起来”近一段时期,多项跨国民调和国际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国际形象持续向好,全球好感度稳步上升。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赞许中国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发展;惊叹于一个充满活力、日新月异、开放自信、友好可亲的中国。

  在国际社会眼中,中国是变织的当今世界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重要力量。

  10月1日清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北京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多项国际民调显示,越来越多外国民众在冲破西方“信息茧房”后,看到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平、可亲、文明的中国形象越来越被世界所认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一期年度《世界民情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上升,全球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与去年相比增加了5个百分点。

  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近期对41个国家约4900名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净好感度评分为8.8,而美国的评分为-1.5,中国的全球好感度超越美国。

  根据英国品牌金融公司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中国多项软实力指标显著增长。报告认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原因包括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等。

  2024年6月27日,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黄洛瑶寨,外国游客与村民演员在红瑶民俗文化表演中互动。(新华社记者杨植森摄)

  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民调显示,中国在拉美国家的好感度持续、快速攀升。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受访民众说:“中国是可靠的伙伴,给予其他国家更多尊重。”

  越来越多西方民众了解中国、认可中国。美国晨间咨询公司的民调报告说,包括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内,16个国家的民众从“更青睐美国”转为“更青睐中国”。

  越来越多外国年轻人“爱上”中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球更多年轻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多份国际民调表明,越来越多外国年轻人开始觉得中国“很酷”。

  “太阳从东方升起!”英国品牌金融公司《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形象地说。

  南非前资深外交官赫特格罗布勒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广受赞誉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必然结果。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损害各国利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守和承诺尤为珍贵。”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出这样的感叹。

  多国人士认为,当今世界变织,单边主义、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国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性力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扩大。这也是世界对中国好感度持续提升的重要原因。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纪念大会现场放飞鸽子。(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共同开创美好未来,携手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报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迪拜中阿卫视记者方浩明说,“当看到和平鸽在广场上飞翔,这一感触尤其强烈。”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全球复杂局势提供了战略性、多层次的应对方案。”吉尔吉斯斯坦阿拉套国际大学教授库巴内奇别克塔阿巴尔季耶夫说。

  在埃及法拉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艾哈迈德乌拉比看来,中国推动沙特与伊朗和解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而有的西方大国则以霸权行径和双标行为严重危害中东和平稳定。

  “中国无疑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法国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单边制裁和军事干预等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而中国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近些年来,中国好伙伴的形象得到各国民众普遍认可。”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基塔斯捷潘诺夫说。

  2024年11月4日拍摄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外景。(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斯捷潘诺夫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中国,跟随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在北京生活学习,直至中学毕业。如今,斯捷潘诺夫是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成员,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历令他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着更为直观的理解。

  “中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众多国家的重要发展伙伴。中国以互利共赢、相互成就的主张赢得各国政府及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他说。

  埃及专家乌拉比称赞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造福各国人民。中东地区民众见证了中方为各国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

  “我们视中国为可靠和善解人意的合作伙伴”。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问题学者穆拉库莱米尼翁盖萨说,中国的对外合作充分考虑他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也因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而有着强烈情感共鸣。

  “众多发展中国家亟需更符合自身实际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民主实践值得各国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曾多次到访中国的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说,中国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10月1日清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北京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这是观众在升旗仪式后欢呼。(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多名专家在采访中表示,人民的笑脸是国家形象最好的展示。国际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整体信任度继续在所有调查对象国中位居首位,中国民众对未来的乐观程度也稳居全球第一。

  巴西《论坛》杂志刊文说,中国已经被视为稳定高效治理的典范,这与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对比,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羡慕”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塔阿巴尔季耶夫说,中国的治理模式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民主道路,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充分肯定。

  在法国专家布雷斯莱看来,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治理模式是共同协商、广泛参与和高效落实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成功表明了政治道路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创造力。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启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形象。

  5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陵坡村村民在田间查看小麦长势。新华社发(张春雷摄)

  今年4月,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在北京举行,20支人形机器人赛队与人类选手在实地赛道上奔跑、超越、突破极限,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可思议!”西班牙埃菲社这样报道。

  中国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科技创新理念,让世界愈发看到一个活力四射的东方大国。阿根廷国立拉普拉塔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梅里诺说,中国的科技创新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也赋能全球科技发展。

  现代科技邂逅东方美学,激发出耀眼光芒。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席卷全球,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潮玩“拉布布”在欧美市场掀起抢购潮这股“东方潮”为全球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凸显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6月25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观众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宣传展板拍照留念。(新华社记者王海洲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是如何变“酷”的》为题发表评论文章说,从人工智能大模型、电动汽车、无人机到原创游戏,创新是中国变“酷”的关键所在。

  随着中国推出各项免签安排、签证优化等政策措施,尤其是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大,越来越多外国朋友走进中国、感受中国。2025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出境达到3805.3万人次,同比上升30.2%;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364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1.2%,同比上升53.9%。

  美国网红“甲亢哥”在中国行期间一镜到底的直播,让全球网友看到日新月异、自信友好的中国,感受到“中国太不一样了”!

  “中国故事是我们必须认真阅读的篇章。”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刊文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物质进步,还形成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和谐关系。

从3G、4G到5G 高通孟樸回顾携手中国伙伴30年发展历程

  

从3G、4G到5G 高通孟樸回顾携手中国伙伴30年发展历程

  近日,在“2025骁龙峰会·中国”活动中,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以“携手三十年,共启智能未来新篇”为主题,分享高通如何以过去三十年在华发展的成果为基石,进一步与中国生态伙伴深入合作、把握机遇,实现产业跃升与共同发展。从1995到2025,高通始终与中国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在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不断跃迁发展的进程中,持续贡献力量。

  孟樸表示,从3G时代的技术追赶,到4G时代的同步发展,再到5G时代的全球领先,高通始终与中国伙伴同频共振。1995年,高通以技术分享为纽带开启在华布局,为后续与中国产业伙伴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2001年,高通在北京设立CDMA技术研发中心,加深与中国产业伙伴的合作,并助力多家中国本土手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2018年1月,在5G开启商用之前,高通携手中国伙伴发起“5G领航计划”,加快5G手机等终端产品的开发。在该计划的助力下,此后5G在全球各地落地商用时,中国手机品牌均跻身首发终端设备阵容。在移动通信产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5G网络,截止2025年8月,建成5G基站464.6万个,5G用户达11.54亿。当前5G发展进入5G-Advanced阶段,高通正携手更多领域的中国产业伙伴,加速推动5G-A在更多行业落地应用。

  2020年,高通携手中国产业伙伴发起“5G物联网创新计划”,助力中国伙伴更好地把握国内外市场的广阔机遇。而高通连续四年发布的“物联网应用案例集”,也已经收集来自70多家产业伙伴的150多个行业应用案例,覆盖智能制造、智慧零售、智慧物流等众多领域。

  今年骁龙峰会期间,高通携手GTI、中国三大运营商、主流终端厂商、产业链企业及AI模型提供商等众多伙伴启动“AI加速计划”,形成了推动AI规模化发展的强大合力。“AI加速计划”将围绕三大方向展开,包括在智能手机领域持续赋能AI功能优化,让终端侧AI体验更贴近用户需求;将智能体AI体验延伸至PC、XR、物联网等更多终端形态,构建跨设备协同的智能生态;与中国本土模型提供商和开发者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个人AI、物理AI和工业AI等领域的应用案例落地。

  孟樸表示,高通将继续作为中国产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携手探索“AI+连接”的无限可能。基于“发明-分享-协作”的商业模式,高通深信,唯有合作伙伴的成功,才有高通的成功。而高通在中国不断壮大的“朋友圈”,也正是这一理念的最好见证。

三凌品牌的历史和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三菱汽车的品牌历史十分悠久,起源于1870年,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当时创办了一家拥有三艘老化轮船的航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三菱商会,并涉足多个领域。

  最初,三菱以贩卖铁皮水桶起家,随后业务不断扩展,涉足采矿、造船、银行、保险、仓储和贸易等领域,还发展到纸、钢铁、玻璃、电气设备、飞机、石油和房地产等行业。

  1917年,三菱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这一年公司独立了主力业务的造船业,并开展了多元化运营。三菱成功量产了第一辆小客车,并生产出了日本首部量产汽车Model A。从那时起,三菱的业务拓展到了重型机械、铁路、飞机等领域,并更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1970年,三菱汽车正式从三菱重工中脱离,开始在汽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三菱汽车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例如在1931年研发出首部柴油直喷引擎450AD,以及在1934年完成首部四轮驱动汽车。此外,三菱征战WRC的历史始于1967年,多款车型在拉力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1973年,第一代“Lancer”诞生,开启了三菱汽车的国际化和知名化道路。同年,三菱发布了帕杰罗Concept概念车,并在1979年发布了帕杰罗Concept II。1981年,第一代帕杰罗正式亮相日本东京。1992年,三菱包揽了达喀尔拉力赛的前三名,并在1993年蝉联冠军。

  三菱汽车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汽车品牌之一。1985年12月,三菱与柳州微型车厂签订了合同,开启了国内三菱汽车的国产化之路。最初,三菱以“MMC三菱汽车”作为品牌商标,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使用“MITSUBISHI MOTORS”的商标。

  总的来说,三菱汽车在汽车领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发展成就,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亚迪F0的发动机是由比亚迪自己生产的,属于BYD品牌。这款发动机采用了三菱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因此也被称作BYD371QA型号的三菱仿制发动机。 比亚迪F0所使用的发动机是经过精心设计和优化的,旨在提供高效的动力输出和稳定的性能。这款发动机

  哈弗H6发动机的生产地是多样化的。其中,2.0T柴油发动机是由长城汽车自主研发,2.4L自然吸气发动机则使用的是三菱的机型。此外,哈弗H6还搭载了1.5T增压汽油发动机。长城哈弗H6作为一款都市智能SUV,车身尺寸为4640mm、1825m

  4G63S4T发动机作为三菱的经典之作,其可靠性与耐用性早已在众多车型中得到验证。从比亚迪F3到三菱的菱帅,这些车辆都采用了这款发动机,充分体现了它在市场中的广泛应用。 这款发动机的一大优点是其燃油经济性,油耗相对较低,使车主在日常使用中能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6月29日10时03分,搭乘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于内蒙古中部草原上的“神九”任务主着陆场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返回舱目视烧蚀正常、外观良好。在13天的太空飞行中,3名航天员圆满开展进驻天宫一号、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医学和空间实验等一系列太空工作与生活。

  小至婴儿纸尿裤、纯净水净化技术,大至卫星导航系统、数控系统,都是缘起于航天科技,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慢慢“走下神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现今尖端的航天技术,未来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仍未可尽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2010年这一天的18时59分57秒,“嫦娥二号”探月卫星在四川西昌大凉山峡谷深处腾空而起…… 选择这个有意义的时间,科学家们说并不是“有意”的。这似乎可以说是“天意”,因为,10月份只有3天可以实施运载火箭发射,每天允许发射的时间范围仅有35分钟。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宇航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方”则认为,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

  从“哥伦比亚”号到“阿特兰蒂斯”号,30年间,航天飞机曾经承载多少荣光,又经历多少眼泪,确实一言难尽。无论如何,它的最终退役是载人航天发展的一个拐点。正如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0年12月1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至此,今年我国共进行了15次航天发射,全部获得成功。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是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是我国今年连续发射的第5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诞生。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发展方针。

  根据中苏1957年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1960年之前,前苏联给中国提供建全火箭研究、试验机构并仿制苏式导弹的援助。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之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火箭装备史上的转折点。1960年2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迈出了中国航天史上关键的第一步。

  1964年6月,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航天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64年11月23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970年4月,“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地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后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

  1982年4月13日,中央决定成立航天工业部。1988年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1993年6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在北京成立。

  到1998年,中国已成功发射16颗返回式卫星,且卫星回收的成功率高达100%,世所罕见。1984年4月,中国用“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5年10月,中国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的发射业务。1990年4月,中国成功地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亚星公司购买的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正式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1998年5月,“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已研制成功可供商业发射服务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有: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C、长征三号、长征四号和长征二号E(捆绑式);研制发射成功科学试验、技术试验、空间遥感、气象、通信广播等不同种类的人造卫星。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44次航天发射,共发射50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包括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17颗卫星。

  到1994年初,已形成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体系。有27万名员工,其中有30%为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高级专业人员近4万。

  1994年,航天总公司为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规章,确保在技术和管理上不出任何问题,决定把每年3月22日定名为“航天质量日”。

  1996年,中国在卫星研制中试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总经理拥有技术决策权、行政指挥权、奖惩权及国内归口项目协调权。这是中国空间技术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

  1996年10月16日,由国防科工委、航天工业总工公司联合发起组建的中国航天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颁奖仪式上,170名航天功臣、4个航天战线先进集体获奖。

  截至1996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已有8种型号投入使用,形成“长征系列”,并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在已进行的43次航天发射中,成功率达87%,共发射的48颗卫星,其中有38颗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国内卫星,包括静止轨道卫星7颗、气象卫星2颗、返回式遥感卫星17颗、科学技术卫星12颗。

  1998年4月2日,是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成立40周年之日。其间,共获得了375项重大科技成果奖。

  1998年5月2日,“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国际合作: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

  1987年至1988年,中国发射返回式卫星为法国和德国搭载微重力实验装置取得成功,揭视了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1990年4月7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美国制造的“ 亚洲1号”通讯卫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服务市场;

  1990年7月16日,我国最新研的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发射,将巴基斯一颗科学实验星送入轨道,表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长征系列火箭和火箭固体发动机等产品投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截至1996年已先后与70个国家建立了航天领域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1997年12月8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二丙”改进型火箭首次发射铱星成功,将美国两颗铱星送入预定轨道。

  “九五”期间,中国航天业将进一步提高卫星性能价格比,力争到2000年实现卫星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1998年3月26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研制生产的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设计制造的两颗“铱星”,并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五十次飞行。

  1999年11月21日3时41分,我国发射的第一艘试验飞船在完成了空间飞行试验之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艘飞船是20日6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新型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起飞约10分钟,飞船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试验飞船和运载火箭,均为我国自行研制。试验飞船没有载人。